马丁内兹：我不在乎别人批评，渴望复出战斗

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4．当地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建设的环形公路数量。[5]陆红霞诉江苏省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港行初字第00021号。

不同于前两种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仅从申请人角度考虑对申请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历史信息公开问题需要更多解决方案，对申请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就是一种。[23]这些来自个别申请人的大量申请导致行政机关疲于应付，各部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就部分公开而言，过去十年部分公开答复占比微小，均值在3.06％。支持一方认为申请权滥用行为导致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3．当地政府邀请巫师等提供服务的次数以及这些服务是否用于成年人、孩童、宠物或建筑物。（二）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所申请的信息角度立法 第二种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所申请的信息角度立法。执行罚系指当事人拒不履行执行义务时，执行机关可以加处一种惩罚来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和压力，以实现当事人履行义务之目的。

第二，以增加金钱给付义务为方式。第六，加处罚款具有普遍直接授权性。那么，我们就转向另一方向探索。[5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60条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税款。

[43]该法于明治33年（1900年）颁布施行，后被1948年的《行政代执行法》所取代。[④]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e-BRD，1953年4月27日颁布，1953年5月1日生效，1997年12月17日最后一次修改。

[58]《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第42条规定：纳税人需要延期缴纳税款的，应当在缴纳税款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并报送下列材料：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报告，当期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及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账单，资产负债表，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支出预算。[20] 第五，加处罚款具有持续性。在强制执行中，又对行政机关自身的强制执行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不加区分，这会导致操作上的困难。[②]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公布，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3.罚款与行政相对人未履行的义务数量和期限无关，只与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关，而加处罚款只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的数量和期限有关（如罚款数量的多少和不交纳罚款时间的长短）。但是，任何行为在性质上都具有多维性。但执行机关因必要情形，得依职权或申请停止之。2．本法所称的‘撤销处分之诉，是指请求撤销行政机关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次款中规定的裁决、决定等其他行为除外。

[37]袁曙宏主编：《行政强制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执行法，改以新台币为计算单位，将怠金标准提高到新台币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

（二）将应税货物依法变卖，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42]该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因而在立法上，罚款往往被设定为一种自由载量，加处罚款往往被设定为羁束裁量。而且前者从属后者，即如果基础罚款是由行政机关自身执行的，那么加处罚款也由行政机关一并执行。第二，从行政法理上看，执行罚不是对相对人原始违法行为的处罚，而是对其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处罚等决定所规定的义务而采取的一种执行措施，目的是通过增加金钱给付义务的负担而迫使当事人履行原义务。如德国1957年《莱茵州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第64条第4款规定：强制金之征收，依第二章之有关规定行之。四、断绝营业所必须之自来水、电力或其他能源。在这一功能的要求下，执行罚一般由三个要素所决定：一是基数，即当事人不履行原始义务的数量（如原罚款数或纳税额）。

当事人依法交纳税款、规费，本身就是一种金钱给付义务。加处的惩罚是增加人身义务负担的，称作执行人身罚。

当法理与法律不一致时，我们既不能以错误的法理去证明正确的法律的错误，同样也不能以不规范的立法去反证正统法理的错误。[60]《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74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接收海上运输的持久性油类物质货物的货物所有人或者代理人，未按照规定缴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这也是对本文第四部分观点的补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8]第5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这一比例和计算方法是固定而统一的，而且必须这样。[78]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页。以下单称为‘处分）的诉讼。

我们一旦将这类罚款作为执行罚的加处罚款对待，那么，《行政处罚法》所设定的加处罚款的法律特征受到挑战，加处罚款需要重新定位。但问题是，当事人对加处罚款也不执行，那这一罚款又是如何执行呢？也就是说，对于执行行为本身又是如何执行？ 德国的处理原则就是适用基础行为的执行程序。

当法理与法律不一致时，不是法理错了，就是法律错了。除了定位上的问题，还有诸如加处罚款本身的罚款额标准，对加处的罚款如何征收，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加处罚款决定不服如何救济等问题，都值得探讨。

可见，作为执行行为的加处罚款具有持续适用性，并非像作为基础行为的罚款那样只能适用一次。蔡震荣解释道：若持声明异议后，不得行政争诉，则似乎有违‘行政诉讼法第八编‘强制执行救济之规定。

加处罚款的行政机关就是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67]德国1953年《行政执行法》第18条规定：（法律诉讼救济）（1）针对应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诉讼救济同样适用于对有关强制手段的执行命令。第三，加处罚款以原有罚款为前提。二是比例，即以原基数需要相乘的比例。

行政强制执行有直接强制与间接强制之分。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其第3条规定上：1．本法所称的‘抗告诉讼，是指关于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不服的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6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这种选择性决定了区分两者的必要性。4.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